哈梅恩的吹笛手：當孩子出櫃為跨性別時，父母會遇到什麼？

伊莉莎·蒙德格林 (Eliza Mondegreen) 是一名研究性別認同的研究生，她專注於探索線上跨性別社群並了解臨床醫療中的「性別肯認護理」模式背後的理念。她經營名為 「性別認同：已被駭」(gender:hacked) 的 Substack 部落格，同時也在英國媒體 UnHerd、Fairer Disputations 等發表文章。

譯註
性別肯認護理 (gender affirming care) 中的性別 (gender) 實為跨運概念的性別認同 (gender idenity)。對處於性別困惑的孩童，現多國健康當局與醫護專業人員已質疑此類療程的效用與益處，並改為優先採取心理治療為主的探索與支持療法。關於性別肯認模式的盲點，詳見 No Self-ID Taiwan 翻譯文章：

我第一次聽到一位家長講述她的孩子出櫃為跨性別的故事時，聽起來就像是個關於個人不幸遭遇的離奇故事，其中充滿了童話裡常見的那種不合比例的悲慘。然後我聽到了另一個類似的故事、又一個、再一個。這些故事漸漸聽起來不像透過傳話遊戲傳過來的扭曲童話故事，而更像是某種流行病：你遇到的第一個案例聽起來很神秘，症狀令人費解。但你遇到下一個病例卻詭異地與之相仿。當你持續觀察下去，一個模式就浮現了。

或許我一開始的比喻就是正確的：有一天，吹笛手穿過小鎮，所有的孩子都消失了。¹

我逐漸意識到，當一個人開始變性時，他生活中的每個人都會被重新分配為輔助角色。他們受到單一標準所評判：你對你所愛之人的新身份有多肯認？你改變稱呼與改寫記憶的速度有多快？

這個人生劇本的改變對於父母而言最具戲劇性，因為他們做什麼都會是錯的。他們被指責忽略有關孩子真實身份的最基本事實：你的孩子是男孩而不是女孩，或者你的孩子是女孩而不是男孩。如果這場跨性別身份揭露來得出乎意料──例如孩子已经在學校出櫃之後父母才知道──那就意味著孩子絕對不夠信任父母，才沒有先跟他們分享這個消息。父母對孩子的一切了解，都無法觸及孩子的全新跨性別身份的基本事實。孩子們獲得全新的語言來描述他們的經歷時，父母卻失去了語言能力。他們不確定自己還能說什麼，因此他們三緘其口、忍氣吞聲。

不知情的父母會到處踩地雷，因為他們孩子的期望來自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 (觀)。在網路上，如果你更改使用者名稱或頭像，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全新的人。但在家裡，你有個用了一生的名字。你有看著你的親人，但他們看不到你想讓他們看到的東西。你希望他們祝賀你，但他們只是擔心地看著你。在網路上，你可以靜音、封鎖、檢舉。那個冒犯你的帳號會消失，這種眼不見為淨能很快地讓你平復心情並忘掉不愉快的經驗。但在現實中，斷絕與人的關係意味著你得讓他人心碎和在餐桌上獨自吃飯。

如果父母在使用性別代名詞與新名字上磕磕絆絆、要求時間來調適、在同意荷爾蒙和手術干預時有所猶豫、表現出保留態度或是表示懷疑，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被完全逐出孩子的生活之外。當我動筆寫一些有關性別認同的文章時，我開始收到父母的來信。每一位和我談過的家長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孩子──他們害怕自己的小孩自殺、疏遠他們或是與無法和他們互相理解。

變性的失落

變性的行為被承諾是──立刻馬上──帶來徹底的改變，又根本沒有改變什麼。年輕人得到允諾，變性會徹底改變他們的生活、世界觀和前景，卻得對那些認知到其嚴重性的親人橫加指責。

在一篇尖酸刻薄的 Substack 部落格文章中，成年不久後就去變性的女跨男丹尼爾·拉弗里 (Daniel Lavery) ² 嘲諷那些在孩子出櫃為跨性別後感到苦苦掙扎的父母：「正是因為我深愛著你，所以我必須到山上哀悼你六歲時用的名字、你二十二歲時的穿著以及十四歲時上體育課必須使用的置物櫃。」注意他是這麼地輕描淡寫。拉弗里繼續說道：

把變性視為一種失落完全是個人選擇，這就是所有那些如履薄冰的人拼命要逃避的重大真相：變性很好，而且實際上不需要太大的調適。變性不需要個人絞盡腦汁，也不需要在「超強記憶訓練營」接受數月不懈的心理訓練來記住新代名詞，也不需要花整整一年哀悼然後再花兩年服半喪再接著十八個月都穿著薰衣草紫色的衣服去募款餐會上虛弱地微笑。

同樣地，男跨女茱莉亞·塞拉諾 (Julia Serano) ³ 以有毒的刻板印象來嘲笑「擔心的父母」，他在文中加了超多大引號，大到從外太空都能看到。根據塞拉諾的說法，父母的「擔憂」只是一種幌子，是他們用來遮掩自身無知、排斥和偏執的淺薄藉口。

但我曾與數十位有孩子處於性別困惑的父母聯繫，事實與這兩位跨性別者說的截然相反。要將這些父母妖魔化太容易了。停下來聽他們不吐不快反而困難多了。他們的故事將跨運人士所推動的簡單敘事變得複雜許多，並使人思考起一些相當困難的問題：如果改變生理性別這件事不是真的，那麼「肯認」一個孩子的跨性別身分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肯認」孩子的跨性別身份意味著家長必須摒棄自己對孩子的一切了解：女兒一生的故事、她唯一的身體、她擦傷的膝蓋和瘀傷的感覺、她最深的恐懼、她追求性別認同時放棄的夢想，那麼父母還能做什麼呢？

一位父親寫信給我：「用『舊名錯稱 (Deadnaming) ⁴』來描述父母放手之難，是一種過於殘酷的說法。」

劇本

對許多父母來說，故事往往始於他們的孩子突然出櫃成跨性別者。一個 13 歲的孩子烤了一個三層蛋糕來公布性別認同，然後給父母讀了個寫好的劇本：她不是他們一直認為的女兒，而是一個兒子。雖然她知道這對父母來說可能很難接受，但她說自己相信他們寧願有一個活著的兒子，而不是死去的女兒。

有時父母是最後才知道的人。當凱西 (Casey) 十幾歲的女兒以非二元性別出櫃時：「她的朋友們已經開始用新名字叫她了，她的諮商心理師也是，我後來才發現，這個諮商心理師已經讓六名女孩一起變性，就像在辦一個班級活動一樣。」

「一開始我還想，好吧，也許這就是我孩子的真實樣貌。」泰絲 (Tess) 這樣說，她的女兒是在大學時出櫃為跨性別。「但她的敘述充滿謊言，她回答我問題時也都是照本宣科。」泰絲看著她那五個出生在 1980 至 90 年代末的孩子，她看到了一個明顯的世代轉變。「我的三個大孩子生活圈中沒有一個人是跨性別。但我可以輕易說出我最小女兒的同齡人中十二名跨性別者的名字，這還只是我們這個小郊區的情況。這些跨性別者大多數是生理女性。這一切可以說是不言而喻。」

那些沒有全部肯認孩子的父母必須小心翼翼，他們永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越界，然後發現自己被完全逐出孩子的生活之外。莎賓娜 (Sabrina) 寫道：「以前我們一家人什麼都可以一起討論，現在有太多事是超過紅線。我們的溝通變得拘謹、不舒服、尷尬、悲傷。」當她表達出自己對女兒的擔憂時，女兒和其他孩子威脅要斷絕關係，因為她是個「恐跨者」(transphobe)。「我不得不保持沉默，而我也這麼做了。」

許多父母都提到，他們必須將自己的信念和擔憂都憋在心裡。如同孩子們在網路上暢遊性別認同的世界，一些父母也撤退到網路上，他們採用假身份、將自己的故事去掉能被認出身分的細節，這樣他們才可以自由地說話，哪怕只是與陌生人交談，這些孩子與父母移居網路的行為就像一面奇妙的鏡像，看似相仿卻完全不同。吉兒 (Jill) 說自己維持這個狀態：「我用假名創立社交媒體帳戶，這樣我的女兒就無法將我本人和我對她生活中這個重要的部分的想法聯繫起來。如果她知道我在想什麼、在寫什麼，她就會為了她自己而結束我們之間的脆弱關係。」

辛蒂 (Cindy) 的女兒將近五年前就與她斷絕關係。「為什麼呢？我還是不確定。我的心早已碎了。但我知道我並不孤單，還有許多其他人也正在經歷這種經驗。剛被斷絕關係的時候，我以為我真的是該受到責難的那個人──是我造成了我們之間的裂痕。但我現在開始意識到，這都是邪惡「跨性別」劇本的一部分。他們排除孩子身邊的母親──因為母親們可以看到孩子身上的真相。

辛蒂提到的「劇本」，是指年輕人被鼓勵與沒有完全接受他們新跨性別身分的親友斷絕關係。像傑弗里·馬什 (Jeffrey Marsh) ⁵ 這樣的非二元抖音網紅會鼓勵他們的年輕觀眾「零聯絡」，以此作為一種激進的自我保護行為。美國一些州政府也對這個劇本完全買單，為處於性別困惑的孩子提供一條解放之路，這條路徑不僅使他們擺脫了實際上可能有虐待行為的父母，也將真正關愛他們的父母排除在外，因為那些對荷爾蒙和手術干預感到擔憂或猶豫的父母，被重新定義為「虐待兒童」。

求助的呼喚

那些由諮商心理師和臨床醫師看來只需要得到肯認的「跨性別」兒童的簡單案例，在其父母眼中往往看起來截然不同。他們與孩子的生活過於親密，以至於無法接受這樣過於簡化的敘事。跨運支持者期待父母都該祝賀孩子的跨性別身分，這種期待事實上反而為雙方帶來了極深的傷害，孩子索求肯認的行為在許多父母看來是聲聲求助的呼喚。

有些孩子是在經歷性騷擾或虐待後才開始變性。嘉莉 (Carrie) 的女兒在出櫃為跨性別不久後，便透露她幾年前在學校遭受性虐待的經歷。「我們為了與女兒保持親密的關係，在名字和代名詞上做出了讓步。我們不想讓她感覺她在這個最脆弱的時刻與自己的父母之間有意見分歧。我們不希望她認為自己和父母之間有隔閡甚至是一道牆。」

失落也是孩子決定變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幾年前，她父親去世了，」塔瑪拉 (Tamara) 寫道。她十幾歲的女兒掙扎著是否去學校上課也缺了非常多課。就在這時，她女兒出櫃成為跨性別了。塔瑪拉備受震驚，並擔心這個有關跨性別身分的自我宣稱會被導向醫療干預。「我試著和她溝通，我告訴她以她自己感到舒適的任何方式來向世界展現自己是沒問題的，但她最好不要去改變身體。」不過她女兒的學校、小兒科醫師和諮商心理師都急著肯認。「這比我丈夫去世更令人心痛，」塔瑪拉說，「我的孩子被毀了，我也害怕這個情況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我別無選擇。」

道恩 (Dawn) 的兒子在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後開始整天泡在網上，並在那裡接觸到了這個跨性別劇本。在 Discord 聊天群組中，有人告訴他說「你的憂鬱、焦慮、被霸凌」都可以透過擁抱自己真正的性別認同得到解決。「在整個化療過程中，他一直在和他們聊天。當他公布說自己是跨性別者的時候，顯然是他在一生中還算是壓力最大的時期才做出的決定。」對於蘿拉 (Laura) 來說，她兒子的癌症診斷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她女兒的自我宣稱性別認同。她的態度很堅定：「我有一個患有癌症的孩子和一個性別困惑的孩子，我可以證明『性別肯認護理』既不能挽救生命，也沒有醫療上的必要性，而化療卻兩者兼顧。」

對許多青少年來說，遭受霸凌、被騷擾、社會性排擠、自閉症、過動症、強迫症、飲食障礙症、焦慮或憂鬱，都是他們做出變性決定的因素之一。

急於進行醫療干預

蕾恩 (Ren) 理解她 13 歲的女兒渴望「退出」人氣競賽、穿不合身的衣服以及迷戀男偶像的風氣，當她女兒願意接受心理治療來探索其他可能性時，蕾恩真是鬆了一口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蕾恩的女兒決定「成為男孩是個完美的答案」。但蕾恩卻發現女兒的新信念讓人不安：

根據我女兒的說法，她其實是生錯了身體的生理男性，而她有一顆男性的大腦 (是的，她認為這是真的，而且相信這有科學根據)，所以她在她的生理女性身體中永遠無法感到快樂。她堅持認為自己必須透過醫療手段改變身體她才能變得快樂——全劇終——而且她也堅信這些醫療干預是非常安全的。她確定自己不想要生孩子或哺乳，也不擔心這些醫療干預會對她的身體造成傷害，或者會縮小適合她的婚戀伴侶圈。她確定自己永遠不會改變主意，也相信任何超過 11 或 12 歲的人都足夠成熟，可以做出永久性的醫療決定，並且應該被允許這樣做。

她的女兒表示希望在八年級 (國二) 後的暑假進行「平胸手術」(根除性雙乳切除手術) ⁶，並開始服用「T」(睪固酮)。「我立刻說『等一等』！」蕾恩回憶道，「然後我們的關係就不再存在了。她期待我對這一切都說好。我對她的願望說不這件事，讓她感到失望。她告訴我她要求接受心理治療時就撒了謊，因為她還不確定自己想要什麼，所以她那時只是為了減輕我將受到的打擊 (她其實還想用藥與手術) 才撒謊。然後她開始透露她是多麼投入這個意識形態之中。我們之間有過許多辯論——更準確地說是爭吵——她說她『真的是個男孩』，我就問她這是什麼意思。但她的心中從來沒有任何答案。」

幾個月後，蕾恩發現她的女兒竟然暗自服用非法獲得的睪固酮。她用最近得到的猶太成人禮禮金 ⁷ 支付了費用，並把睪固酮寄送到一個朋友的公寓，這樣她的家人就不會發現。

「我知道這樣是錯的。」蕾恩表示。

她從沒接吻過、約會過或與任何人親密接觸過，她也不知道用自己這具未經改變的身體做這些事會是什麼感覺。她從未以女性身份生活過，因為她總在公開場合束胸、假裝成男性。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不作任何偽裝、以生理女性的身體坦然過活。她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扮、行事、為自己的學業和事業做任何選擇、交朋友、建立關係，並且總是做自己——而這一切都不需要那些不必要的、有潛在危險的醫療干預，或是任何偽裝。很有可能，她最後會意識到自己不需要變性。但她甚至不願嘗試。因此，她不知道如果自己進行醫療變性將會失去什麼。[而且] 我無法幫助她，因為很遺憾的是，她真心認為我是一個恐跨者、一個可怕的母親，還是一個無知的傻瓜。無論我說什麼，無論我說的話有多合理，都無法使她停下來思考。

當妮娜 (Nina) 17 歲的女兒出櫃為「男孩」時，她「清楚地解釋了為什麼一個人不可能『生錯身體』，因為人們 (尤其是女性) 在青春期時感到身體不適是相當正常的，當一名生理女性的方式有很多種，就像世界上有這麼多生理女性一樣，諸如此類。」然而妮娜知道自己可以採取行動的時間不多了：「最可怕的是，我知道她一旦滿 18 歲，就可以無視我們夫妻的想法、去實行她想要的任何計劃，所以當時我唯一能派上用場的策略，就是說服她延後採取任何措施。」

被醫療專業人員拋棄

許多醫療專業人士往往反對父母和孩子在變性之前暫停。對於西蒙 (Simon) 來說，他女兒想束胸的要求是第一個難題：「幫助她束胸感覺像是在幫她自殘，但我們又害怕不答應她會讓情況變得更糟。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這是否是正確的做法。我討厭這一切。每一天都很討厭。當時，美人魚組織 (Mermaids) ⁸ 給人的印象是他們最有經驗。現在看起來可能很瘋狂，但我們當時很難跳出這個框架思考。尤其他們傳達的訊息是，如果你不接受，你的孩子可能就會自殺。」

回顧過去，西蒙反思道：「我想我當時做了兩個假設。一是我們會有『思考的時間』，能在摸索身體的種種不適時持開放態度。二是青春期阻斷劑是一種青春期的自由通行證。」但是——當西蒙面對女兒可能開始使用青春期阻斷劑時——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

突然之間⋯⋯[青春期阻斷劑] 一點也不像是張自由通行證。在心理上不是 (你得到的訊息是你不是非得接受身體變化不可)。此外，[青春期阻斷劑] 對身體的長期影響要不是令人膽戰心驚 (阻礙性發育)，要不就是未知的 (在生殖健康和骨骼發育的方面)。然而你如果拒絕，你的孩子自殺的風險總是會在那裏。

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等了。我們沒有尋求醫療轉介。這是整個過程中我唯一確定我們做對了的事情。這也是我做過最困難的事情⋯⋯結果我們從醫護專業人員那邊得到的唯一訊息是，我們孩子的掙扎完全是由於我們沒有全部肯認造成的。

父母們描述了尋找諮商心理師有多困難，那種還沒深入探討孩子生活中其他問題前、不會先主動肯定孩子跨性別身份的諮商心理師。「一位回覆我的諮商心理師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真心認為有人可以生錯身體，」蕾恩說。「他說他意識到這一點是當他的朋友有了雙胞胎男孩時，其中一個立即對洋娃娃、裙子和所有陰柔的東西表現出興趣。我回答說，我認為男孩穿裙子、玩洋娃娃也很好，而這並不會把他們變成女孩。他沉默了。我掛掉了電話。」

經過一番漫長搜索，黛安 (Diane) 終於找到一位願意梳理她女兒複雜生活史的諮商心理師，其中包括她女兒被收養前所遭受的忽視。這位諮商心理師「向我們保證過她不進行肯認治療。但她撒謊了。」

莉迪亞 (Lydia) 的兒子有嚴重的健康問題，他假如使用了異性荷爾蒙就會使病情惡化。莉迪亞注意到，她能找到的不同意肯認療法的少數醫生和諮商心理師「很快就把我們轉介給同意肯認療法的『專家』⋯⋯我相信這是他們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避免自己受到醫界懲罰、或是受到逼迫要去學習這種不正當的醫療行為。」莉迪亞反思，性別肯認療法其實加劇了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疏離，茱迪亞解釋：

肯認療法的問題在於，它建構了一個對抗的互動，父母站在一邊，孩子則和其他成年人站在另一邊。我兒子現在相信我們是嗜虐、失職的父母，因為我們向這些醫生和諮商心理師提問並索要答案。這個小裂痕最後變成了一道大峽谷，這些願意幫忙的成人照顧者被我們這對重滿仇恨又偏執的父母給擋在另一邊了，我們的兒子因此無法得到能讓他活下去的幫助⋯⋯醫生們會私下告訴我們，他們支持我們 [不肯認] 的決定，但當我的孩子進到診間來時，醫生們卻改口將我們說成是阻止他邁向幸福快樂的人。

傑米·里德 (Jamie Reed) ⁹ 在今年 (2023 年) 年初，對聖路易兒童醫院 (St. Louis Children’s Hospital) 治療性別不安兒童和青少年的方式提出了擔憂，她觀察到這些性別診所都有一個模式：「與支持肯認的父母站在一起」，以及「惡意中傷那些會提問、要求更多適應時間、要求『不要傷害小孩』的父母。」里德後來發現自己在撕裂家庭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並表達了自身的懊悔：「因為我不僅『幫助』了兒童的醫療化，還『幫助』了家庭的撕裂。」

即使是支持肯認的父母，有時也會受到小孩懷疑。「對於她『出櫃』的這件事，我的反應簡直傻的可以，」露西 (Lucy) 回憶道。「我肯認她的程度到了我幾乎是一直說『很棒，親愛的』。」儘管如此，她女兒的心理健康狀況還是急劇惡化。最終，她女兒「實行了一次非常嚴重的自殺未遂」。在那之後，露西描述：

那家醫院的工作人員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院內的精神健康服務在我女兒出院後立即肯認了她，對我說話時都是用錯誤的代名詞稱呼她。她當時 14 歲。醫界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她之所以嘗試自殺，是因為她的家庭環境「不支持」她。而我自己的觀點則與之完全相反：她企圖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是因為她被洗腦了，她如果要被其他人認真地當成「真正的跨性別者」就應該要在不受肯認後企圖自殺，這都在 [這個性別認同意識形態] 的預料之中。¹⁰

疏離與孤立

除了家庭內部的衝突和疏離之外，父母還談到了孩子出櫃為跨性別這件事，可能會讓周圍的社交網絡變得緊繃和四分五裂。在這種情況下，父母通常會被排除在外──包含孩子任何其他的個人危機──都無法得到可靠的資源來支持他們的現實情況和情感狀態。

「撫養一個自認是跨性別的孩子，並不是我為人父母曾經必須面對的第一個挑戰，」簡 (Jane) 說。在她的第一個孩子被診斷患有自閉症之後，簡表示：

我和我丈夫十分仰賴參與兒子照護的各種專業人士的明智建議。兒子需要接受心理治療，也需要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並體驗生活，對於如何平衡這兩個方面，我們做出了艱難的決定。當我們與家人、朋友和鄰居分享我們的情況時，他們總是能支持與理解我們是在為我們的兒子做出最好的決定。這種與兒子之間的經歷，和我們與自認是跨性別的女兒之間的經歷，是截然不同的。每當一個新的成人——比如老師、輔導老師或女兒朋友的家長——進入我女兒的生活時，我都覺得我必須先審核他們，之後才能讓他們接近我的孩子。我們也有一個經驗是，幾個年輕人接近我的女兒，並向她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這就是在假設，如果爸媽不肯認，那家裡就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在自己的孩子遇到這種情況之前，我不認為任何父母能真正理解這種感覺，」卡洛琳 (Caroline) 說。「在我有這種經驗之前，我會在父母不在場時用孩子『自選』的名字和代名詞稱呼他們，我那時認為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但當其他父母用我女兒的『男性 (化)』名字稱呼她，他們語帶一種微妙的道德優越感，這種情況就好像看到人們給你毒品上癮的孩子來一劑，然後轉過身來對你這個家長微笑一樣。」

最初，卡洛琳不知道該從何尋求幫助，便決定先上網尋求支持：「當我越是意識到我不是唯一一個懷疑『生錯身體』這種想法的人，我就比較不害怕了。」但是一開始，她認為向家人和朋友全盤托出的壓力太大了。最後，她意識到她無法獨自面對這一切：「我逐一告訴我的家人，他們每個人最初都說，『嗯，我們愛她，也接受她的真實自我。』我說我感激他們的理解，但當我描述她即將面臨的情況——荷爾蒙治療和雙乳切除手術——以及她可以多麼輕易地獲得這些東西時，他們都意識到了這種情況毛骨悚然之處。」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我無法向朋友和家人坦承，所以一直感到非常孤獨。你永遠不知道他們會站在肯認光譜的哪一邊。」茱莉亞 (Julia) 說道。她的丈夫支持她抵抗孩子變性的決定，但茱莉亞說他「不認為這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如果沒有我在身邊，我敢肯定她現在早就走完整套變性流程了。我丈夫選擇走那條抵抗最少的路。」

「父母被這種意識形態困住了，」麗莎 (Lisa) 說。「你拼命想保護你的孩子，但你如果說出來就會遭到誹謗。我們經營一家成功的企業，但只要有一點跡象表明我們反對這種意識形態，我們就可能失去一切⋯⋯所以你我都只能閉嘴。」

「我有一些向來很親近的朋友，儘管我們多年來在社會和政治議題上有非常不同的意見，我仍然很重視他們。然而，我似乎無法和他們討論這件事，」伊麗莎白 (Elizabeth) 表示。「其中一些人大力支持性別認同意識形態，有些是積極肯認自認為跨性別孩子的父母。有些則就只是從未深入思考過，所以才跟著這個受到公認的進步立場走。我已經跟他們保持距離一段時間了，以免陷入痛苦的絕交對話，現階段我還無法承受那些。我甚至有一點點——也許是偏執——我有些擔心，如果我以那些發生在我女兒身上的事情為引、公開批評這種意識型態，或者如果我批評這個在學校推行的跨運議程，那麼我將會被貼上失職父母或嗜虐父母的標籤，我還會遭到兒童福利機構的調查。這聽起來很瘋狂，但這些在幾年前聽起來很瘋狂的事，現在都正在發生。」

莉迪亞寫道，由於她和丈夫拒絕讓正值青少年期的兒子變性，他們失去了一些原本親近的人際關係。「幾個兄弟姐妹告訴我們，我們非常可惡，要是他自殺了就是我們的報應。當我的情緒跌到谷底，甚至出現自殺的念頭時，他們竟然愉快地跟我說，那樣最好，因為這樣『她』就能得到『她』需要的照護了。」

父母還能做什麼？

那些不主動肯認孩子跨性別身分的父母必須另闢蹊徑：他們得解決孩子生活中的其他問題、挑戰孩子有關性別和身份的想法──雖然許多父母認為這些想法很退步，但他們得藉此機會拓展孩子的世界觀、「肯定孩子本身，而不是孩子採用的身分」、轉移有關跨性別的話題。有時，所有父母能做的只是耐心地等待時間過去。

一些父母與我分享如何打消孩子變性念頭的故事，聽起來幾乎像是一齣喜劇。「如果我戴粉色的髮圈，你要用女性的『她』(she/her) 叫我，」一個女兒這樣規定。「如果我戴藍色的髮圈，你要用男性的『他』(he/him) 叫我，還有，如果我戴黑色的髮圈，你要用中性的『伊』(they/them) 叫我。」「如果我們叫錯了當天的稱謂，她會有很大的反應，」希瑟 (Heather) 說，「因為那樣『你們就是不夠愛我，連我的髮圈顏色都沒注意』。但我們從她走路還會跌跌撞撞的時候，就一直在應對她過度的情緒反應，所以──就像 X 世代的父母常說的——『隨便啦』。我們不再用代名詞稱呼她，而是直接叫她的名字 (她沒改名)。我們再也不叫她女兒，反而改叫她我們心愛的寶貝、很棒的小孩或了不起的孩子。」希瑟告訴我：

我們父母都選擇保持沉默。我們不問她的性別認同狀態、不評論她的外表，除了說一句「你看起來很棒」。我們把刻薄的 X 世代評論都留給自己，並且特別注意絕不開玩笑或嘲笑她的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方式。我們只是順其自然——因為她向來有點固執和叛逆，所以我們已經學到如果我們盡可能對每件事保持中立，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加平和。這與我們孩子的性別認同無關——而是與我們對孩子的了解有關。我想我們也相信青春期是會過去的，我們也記得青春期真的很難度過，尤其社交媒體——隨時在展示、一直在表演這個時期的樣子——這些都讓青春期變得更加糟糕。


當她 15 歲時，我無意中聽到她在電話裡告訴對方說：「我之前以為我是跨性別，但我錯了。」

「我們忽略了這件事一陣子，」凱西回憶道。「我用零代名詞 (zero/zero’s) 叫她，接著改叫她『甜心』和其他暱稱。我讓她隨心所欲地做頭髮。我讓她參加我能找到的所有戶外活動。我和她的姊姊花了一整個星期研究我能找到的所有東西，結果我變得更害怕了。然後我買了一個路由器，以便能夠監控和限制她上網，而不需要親口問她在網路上做了什麼。我阻擋了所有成人網站，甚至是 16 禁的網站。我們去拜訪親戚、露營、騎馬。我問她喜歡的樂團，還買演唱會的門票給她。當她又打了一個耳洞；我說不准打鼻環，但是可以染四種不同顏色的頭髮。」

德蕾莎 (Teresa) 和處於青少年期的兒子吵了一架，爭論變性是不是「魔法藥丸」──她兒子堅持認為是。但他們公開爭吵幾個月後，就進入了一個緩和的狀態。「我們已經養成了一種不討論這件事的習慣⋯⋯他沒有服用任何藥物。除了在網路世界中，他還沒進行任何社會變性。他也還沒告訴學校的任何人⋯⋯」但德蕾莎擔心他兒子可能只是在等自己滿 18 歲。「我意識到自己能做就只有這麼多了。他必須靠自己去弄清楚其他的部分。所以我們就只能繼續愛他。每天晚上，我都跟他道晚安還有說我愛你。他以前會回答我『我也愛你』。可是他現在已經將近一年沒有和我說這句話了。」

「我希望他能靠自己找到答案，」妮娜 (Nina) 談到她處於青少年期的兒子時，「青少年想要離開父母尋求獨立，這是他們的一部分生物本能，所以我必須非常小心、採取適當的策略。」她重新審視了自己長期以來對邪教的著迷：人們為什麼加入、如何被洗腦、為什麼會留下。當她看邪教紀錄片時，她的兒子偶爾也會一起看。「他也被迷住了。」

「有那麼多個時刻，我以為他會有所突破，或者他會稍微鬆動那個僵化的想法。」娜塔莉 (Natalie) 說：但在他 18 歲生日的幾個月後，一切都崩潰了。我們大吵一架，他說我永遠不會接受他是跨性別女性。我回答說這件事一直都會是很困難的，但如果他等到 25 歲，我會更願意接受他的選擇。我當時動氣對他大吼道：『你才 18 歲！18 歲的人常會做出可怕的決定，這些決定還會纏著他們一生不放！反正我阻止不了你！』」她兒子怒不可遏。當他終於能自由進行荷爾蒙治療，他就去做了一系列血液檢查，好開始服用雌激素。但他沒有拿處方箋去取藥。幾個星期後，他改回他出生的名字，也改變了代名詞 (中性的『伊』(they/them)，然後又短暫地反抗了一下改回女性代名詞『她』(she/her))。「三天後，一切都結束了。他告訴我們：『別說什麼我早就跟你說過了，我想再做回男生。』這對我來說如釋重負，但對我們的兒子來說則是極大的解脫。他終於卸下了表演和偽裝的重擔。」

蘿拉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她鼓勵她的女兒批判性地思考她這個新的信仰體系。母女一起看了一些紀錄片，像是《世紀犯罪》(Crime of the Century)，該片探討鴉片藥物危機，並突顯了醫學倫理、醫療疏失和貪婪等主題，她們也看了《地球不是圓的》(Behind the Curve)，追蹤地平論運動的成員。像這樣的紀錄片，「讓我可以用討論紀錄片的名義，對女兒說一些關於跨性別意識形態的話。我想我女兒也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討論跨性別，但她還是選擇配合我，這樣我們才能公開談論這件事，不會像每次直接討論那樣非常情緒化。」蘿拉說明：

有個《地球不是圓的》的片段特別引起我女兒開始理性思考，是地平說學會主席在談論電影《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他說：「如果你是《楚門的世界》裡的一個普通公民，而你發現那只是一個電視節目，你大可以一走了之，因為你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但如果你是片中的鎮長，一旦你發現這都不是真的，對你來說要為了離開虛假的世界而放棄一切就非常困難了。人們崇拜你、依賴你，你作為鎮長有很多社會資本。」然後訪談者問他：「如果你是鎮長呢？」他思考這個比喻時在眼底流露出的情緒，可以說是悲痛萬分。我認為這幫助我的女兒意識到，有時候人會堅持一些虛假的信念，是因為他們能從中獲得某種資本。

「要從跨性別身分中拯救孩童是很困難的，」蘿拉表示，「但我認為對於年紀較大的青少年和年輕的成人來說，這會尤其艱難。」蘿拉的女兒自認是跨性別將近十年後，正在經歷脫跨 ¹¹ 的過程。「她告訴我，她相信自己可以重新學習如何愛自己的身體，但她必須『忘記』一堆先前學到的東西。」

雖然女兒現在的狀況是這樣，但蘿拉仍然對一切保持謹慎的態度。在蘿拉和女兒碰到兩位接受了雙乳切除手術的朋友後，她問她女兒這次相遇讓她感覺如何。「她的回答讓我驚覺她仍然很天真幼稚。她說，雖然她覺得自己不該去評判她朋友的決定，但她很高興自己沒有用過睪固酮，因為她喜歡自己的歌聲，而且長鬍鬚會很麻煩。我那時候就想，就這？這就是你高興自己沒有用睪固酮的原因嗎？我想我原本預期她會給出更深入的分析，包括她了解到沒有人可以改變生理性別，跨性別身份要求你對自己和周圍的人撒謊，變性有嚴重的健康風險⋯⋯但她一件都沒說到。於是我提出了這些觀點，她就像是，『啊，是啊。那也是。』這讓我深刻地意識到，她，以及我懷疑很多其他正在這樣做的孩子，都沒有真正理解過醫療干預自己身體所帶來的這些嚴重與終身的後果。」

「我們會原諒孩子做過的很多事，」妮娜寫道，「雖然整個過程讓我好多年來都感到害怕、緊張、心煩意亂，甚至痛苦，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她安全健康，她的身體也完好無損。如果我當初沒有盡全力勸阻她，別走上這條她長期執意想要走的醫療干預之路，我現在便無法原諒我自己了。」

羅賓 (Robin) 的女兒最後脫跨了，她回顧了家人為了維持聯繫並幫助女兒探索其他道路所做的一切努力：「我們讓她停止心理諮商，不再聽從所謂的『專家』意見；我們讓她離開網路，讓她盡可能減少與跨性別朋友的互動；我們幫助她與更健康的孩子交朋友；我們對與她朋友的父母、學校人員、青少年計畫負責人以及任何與她接觸的成年人，解釋跨性別身份認同反而讓她的心理健康惡化；我們讓她多到戶外活動；我讓她明白自己堅強且有力，而非脆弱又易碎；我為她找到一個健康、充滿活力且需要創意的愛好，讓她可以對之傾注自己的熱情；她生活中所有成年人都同意我們的行動方針，家裡沒有半個人在肯認她；我們在她年紀還小、容易管控時就發現了這個苗頭；儘管我們沒有肯認她的跨性別身份，但我們持續讓她感受到滿滿的愛和關懷。我們從未放棄過她，也沒有讓她獨自感到孤獨和害怕。當一個方法行不通時，我們就會嘗試另一個方法。」

當我重溫這些故事，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一個故事走向這個方向，下一個故事卻走向另一個方向。這些敘述就像童話中的隨機性一樣，有時故事中堆滿了祝福，有時卻累積了悲傷。在這些故事中，沒有劇情公式，也沒有相同處方。每個故事的劇情走向都像它的主人公一樣獨特而難以捉摸。

我也回想起童話裡以命運為名所要求的嚴格儀式。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筆下一位被傷透了心的情人哭喊道 ¹²：「你打破了咒語，你將永遠見不到我，除非你在尋找我的路途中，流滿七瓶眼淚、穿破七雙鐵鞋和七件鐵斗篷還有七頂鐵帽。」正如童話故事一樣，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也會為了所愛之人，前往世界的盡頭，就為了問出一個答案。

但現實生活是沒有結局的，無論幸福或悲哀，或者──至少──目前還沒有出現結局。這些發生在現實的故事都還在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