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兒童性別認同診所的吹哨者們

最終，在一位著名兒科醫生的嚴厲審查之後，英國 NHS 下令塔維斯托克信託基金關閉其兒童性別認同診所。

但是，如果不是少數人勇敢地發聲反對這個有爭議的中心，它就不會做出這個影響深遠的決定。

患者、父母甚至塔維斯托克自己的工作人員都變成了吹哨者，其中一些人將他們的職業生涯置於危險之中，發出警告說那些不確定自己性別的弱勢兒童處於危險之中，他們被開了強效藥物來抑止青春期。

(以下按時間排序，並加入補充的節錄翻譯，除吹哨者外，也放入外部與內部調查報告)

2005 年，蘇·伊凡護士 (Sue Evans) 提出疑慮

第一個提出擔憂的是塔維斯托克性別認同發展服務 (GIDS) 的蘇·伊凡 (Sue Evans)。

她擔心對青少年的評估過快，並且治療計劃受到跨性別權利團體的影響 ¹。

「一個 16 歲的男孩在 4 個月 (實際會診時間約 4 小時) 的評估之後就被一個同事推薦使用青春阻斷劑。」

「從我與青少年一起工作的經驗中我知道，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得出的任何診斷評估都太膚淺。」

「每次我擔心我們會過早開出對患者產生永久影響的藥物時，我就會遇到翻白眼和隱晦的『噢，她又來了』或『她就不能配合一點嗎？』」

「服務中的資深臨床醫生會定期與跨性別倡導組織美人魚 (Mermaids) 開會。當時，各種患者倡導團體與心理健康服務一起出現，好讓患者在診療中有發言權。起初，我認為這一切是遲來的進步發展。但隨著時間推移，很明顯的，像美人魚這樣的團體正在對醫生和臨床醫生施加影響——有時決定了我們如何治療患者。」

她跟丈夫馬庫斯·伊凡 (Marcus Evans) 討論後，向塔維斯托克的臨床主任傾訴她的擔憂，主任後來聯繫了大衛·泰勒醫生 (Dr. David Taylor)，對兒童性別診所的工作進行調查。

然而，她的憂慮當時並未被公開，多年來，除了由史蒂芬妮·戴維斯-阿雷 (Stephanie Davies-Arai) 領導的倡議團體跨性別趨勢 (Transgender Trend) 之外，很少有人詢問診所收到的轉診人數為何飆升。

而直到 2019 年 BBC 的記者漢娜·巴恩斯 (Hannah Barnes) 通過 FOI 取得報告並訪問她時，她才看到完整的調查報告。她說，每當媒體批評或出現任何棘手的問題時，塔維斯托克管理階層只會重複同樣的口頭禪，稱自己是「世界級的服務」。

「我曾努力從內部幫助性別認同發展服務，但感覺就像我在逆流而上。我不想成為錯誤的事情的一部分，而且我知道每次我提出疑問時，我的同事們都對我更加不信任。

所以在 2007 年，我辭職了。」

2006 年，大衛·泰勒醫生 (Dr. David Taylor) 發表內部報告 ²

(BBC 提出 FOI ³ 請求取得政府部門的資訊後，拿到這份報告)

因為伊凡護士，而使泰勒醫生進行了內部調查。但前者直到 2019 年才經由 BBC 看到完整報告。

報告說：

1. 許多被轉診的孩子有創傷經驗或是精神健康的問題。
2. 員工感覺被施壓要滿足患者跟其家人開藥的要求。
3. 這種治療方式並沒有強大健全的證據基礎。
4. 員工間對於如何才能最好的治療這些孩子有不同意見。

孩子們其他的問題都還沒有被解決，就被開了會改變人生的青春期阻斷劑。

泰勒醫生說，應該要持續追蹤所有患者，以研究此領域的醫療照護，並且員工們被施壓要開出他們覺得不適當的藥物時，應該有人支援他們。對某些人來說青春阻斷劑可能是適當的藥物，但所有人首先都必須要先經過探索療法。

這些擔憂都與近年的報告相似。
但 2005 年，塔維斯托克每年接收數十個轉診患者，而不是數千個。
從前，他們需要年滿 16 歲才能用藥，現在，可以開藥給 9 歲的小孩。

2011 年，塔維斯托克成立利茲 (Leeds) 分部，以應對逐年升高的轉診患者數量。
2011 年，開始招募青春阻斷劑的自願實驗者。
2014 年，完成招募，同年將可開藥的孩童年齡下降 (從 16 歲降至青春期早期，意指 9-10 歲也可開藥)

2015 年，費米·恩澤古博士 (Dr. Femi Nzegwu) 的外部報告 ⁴

由於轉診人數激增，員工負荷過高，聘請外部調查幫助釐清如何改善。

費米·恩澤古博士是一位擁有 20 多年經驗的國際管理顧問，她對 GIDS 進行外部調查。

該報告建議 GIDS 採取激烈的行動。它認為該服務「面臨能力 (不足) 的危機」來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它應該「立即採取勇敢和現實的行動來限制轉診人數」。

(BBC 提出 FOI 後拿到報告，這份報告的少數建議被執行，但報告從未被分享給大多數的內部員工，僅在資深員工會議時分享資訊，且並未遵循建議減少接收的轉診人數。)

(共 55 人收到問卷，僅 19 人回覆問卷，55 人中包括：34 人為塔維斯托克診所，21人為開藥的其他內分泌診所)

2009 年塔維斯托克受 NHS England 所託開啟全國性的 GIDS 服務。6 年內服務量以每年 50% 增長。

(以下數據來自卡斯醫生的中期報告第 33 頁) ⁵

• 2009 (51 人 34 男 17 女)

• 2010 (118 人 63 男 55 女)

• 2011 (160 人 70 男 90 女) 1：1.29 (女性開始超過男性)

• 2012 (265 人 107 男 158 女) 1：1.47

• 2013 (394 人 151 男 243 女) 1：1.61

• 2014 (590 人 240 男 350 女) 1：1.46

• 2015 (1161 人 396 男 766 女) 1：1.93 (女性約是男性的 2 倍)

• 2016 (1478 人 269 男 1209 女) 1：4.49 (女性是男性的 4.5 倍)

• 2017 年開始每年轉診病患都超過 2000 人

• 2015 年的工作量過多

• 2015 年 2 月：人手開始不足

• 2015 年 6 月：複雜案件變多

員工表示「繁重的工作量」讓人感到壓力極大，以及「威脅了我們的服務品質與水準」。

另一位處理約 90 名個案的年輕人表示，這「可能會讓我難以記住客戶、他們的家人和與他們案件相關的專業人士」她補充說「我們的治療資源不足。」

2015 年 7 月：GIDS 主任波莉·卡邁克爾 (Polly Carmichael) 認為該服務已經達到了「必須說，夠了」的地步，她正在研究如何將這一點傳達給英國 NHS。於此同時信託基金的醫療主管認為「風險升級」，不僅只是工作壓力升級，針對兒童保護相關的擔憂與風險向他尋求建議的人越來越多。

2015 年 9 月：初診患者等待超過 18 週，打破了 GIDS 原先設定的目標。聘請恩澤古博士對GIDS進行外部調查。因為管理階層離問題太近，可能會看不清楚問題所在。恩澤古博士建議限制轉診人數，這建議曾被提出討論，但最終未被採納。

後續 GIDS 增加「複雜度」的評分——將轉診病患評為低、中或高複雜度，訂立標準試圖限制轉診人數。但新的評分制度並沒有降低轉診人數。

2016 年 4 月，初診患者等待時間將近一年。GIDS 再也沒有達成其目標 (等待時間 18 週)。

服務壓力導致的主要變化，似乎是 GIDS 工作人員數量的急劇增加――主要是初級員工――這是由 NHS England 提出並資助的建議。員工人數從約 40 人增加到 80，目的是讓新手初級員工與資深臨床醫生配對成組，在工作中學習。

「由於現有員工已經有滿滿的工作負擔，新員工很難找到有經驗的同事來處理新案例。」

讓僅有有限的臨床經驗的初級員工嘗試提供服務，來幫助弱勢患者是否明智？

2018 年 6 月：GIDS 主任波莉·卡邁克爾承認轉診患者來自四面八方，全科醫生、學校、社工，甚至一些慈善機構和青年團體。

2018 年 9 月，大衛·貝爾醫生 (David Bell) 提出內部報告

報告的緣起是 2018 年 2 月，1名員工敲響了他辦公室的門 ⁶，接下來的 7 個月裡，共有 10 名 GIDS 工作人員與他交談，只有第一個是在塔維斯托克跟貝爾見面。其他人談起恐嚇，擔心被人看到。他們告訴他的事，讓他覺得「我的血都涼了。」他們的擔憂是相似的，但不是編排的相似。其中一兩個人深感煩憂。

這些擔憂之一是，參加 GIDS 的兒童似乎排練過如何說話，父母比他們還急迫 (想要治療)；高階職員談到了「直截了當」讓兒童服用青春期阻斷劑的案例 (貝爾指出，沒有性別焦慮的案例可以說是直截了當的)；有些人在兩次諮詢後就被推薦接受藥物治療，此後很少再出現；一些人認為 GIDS 僱了太多沒有經驗的 (和廉價的) 心理學家；那些提到恐同症的臨床醫生被告知他們「有個人問題」。

其中一位告訴貝爾，一名年僅 8 歲的兒童已被轉診給內分泌科醫生進行治療。
另一位說「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考慮到孩子們受到的惡劣治療，我無法承受。」

2018 年 7 月，貝爾醫生會見醫院管理階層。

「我告訴他們我會寫一份報告。他們說：好。」

「我聯繫了 GIDS。我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東西：他們看過的病人數量；性別；他們可能有什麼精神問題。」他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然後，我收到了來自信託公司首席執行官保羅·詹金斯 (Paul Jenkins) 的一封相當不愉快的信。他說 GIDS 很忙，它的工作人員沒有義務回答我。」

是 GIDS 沒有數據還是不想讓貝爾擁有數據？貝爾認為「兩個都是」。

2018 年 9 月，貝爾將他的報告發送給了詹金斯和董事會主席保羅·伯斯托 (Paul Bursto)。他說，出於未說明的法律原因，他們禁止他將報告也發送給監督董事會的理事會。

「那時我給自己找了個律師。」律師告訴他，如果將來發生針對信託的任何法律案件，未能將報告發給理事會可能會使他承擔法律責任。

然而，當他將報告寄給理事會時，他收到了來自伯斯托「非常充滿敵意和威脅」的通知。儘管如此，該報告在下一屆理事會上進行了討論，並同意由該信託的醫療主任迪內甚·辛哈 (Dinesh Sinha) 領導對 GIDS 的審查。

貝爾的報告稱，患者正面臨「長期損害」，因為診所無法「抵抗來自『高度政治化』的倡議者和家庭的壓力」。

他指責該服務提供「嚴重不足的護理」，並且工作人員對「非常嚴重的道德問題」抱持憂慮，認為兒童在評估或知情同意並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改變人生的決定。

他說「身體不是錄放影機。你不可能按下暫停鈕。你必須問問停止青春期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2018 年 11 月，貝爾收到了兩封威脅要採取紀律處分的信。理由之一是「霸凌」。他沒有被告知他欺負了誰。他還被要求同意不再與該信託的兒童保護主管索尼婭·阿普爾比 (Sonia Appleby) 交談。

從 2020 到 2021 年 1 月貝爾退休之間，信託基金建立了對貝爾採取紀律處分的程序，但聽證會的日期一改再改。貝爾覺得這一切只是為了展示 (恐嚇他或其他膽敢發聲的員工)。

他認為必須提出更多問題，特別是關於在診所就診的女孩人數增加 (四分之三的患者現在是女孩；性別比從前是 50:50)，「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他擔心過分強調社會性別角色 (gender) 而不是性傾向 (sexuality)——「孩子們通常是同性戀」——他繼續擔心患者的其他合併症如厭食症、自閉症和創傷病史等。「有些孩子很憂鬱。據說這是他們的性別 (gender) 造成的，但我們怎麼知道呢？我們為什麼不先嘗試治療 (憂鬱症) 呢？」

2019 年 2 月，醫療主任迪內甚·辛哈 (Dinesh Sinha) 發布報告 ⁷

貝爾醫生的內部報告導致該信託的醫療主任辛哈進行了審查，承認工作人員的工作量「過多」並且有來自遊說團體的施壓，但得出的結論是這項服務是安全的。

最初，貝爾醫生不被允許閱讀這份報告，後來他被給了 30 分鐘讀這份 70 頁的報告，然而報告之中依然沒有數據。

BBC 新聞之夜透過 FOI 取得相關文件 ⁸，(節錄) 一些員工訪談的內容如下：

GIDS 說需要 3-6 次諮詢，才能開藥給孩子。但 GIDS 領導階層的一名成員莎拉·戴維森 (Sarah Davidson) 有時會在 1-2 次諮詢後就讓兒童接受治療。

員工說：

所有新聞之夜所看到的紀錄中，都提到了恐同。

一名離開 GIDS 的前員工也證實了這些紀錄。

在某些案例中，員工認為不適合開出青春期阻斷劑，但他們會被 GIDS 主任波莉·卡邁克爾否決。

「有個年輕人很清楚的告訴我和同事『我媽比我更想要這種激素』，於是我們把這案件拿給資深管理者波莉·卡邁克爾，她建議我們轉診 (進行療程)，即便臨床指導並不是這樣的。」

員工們多年來數次向 GIDS 還有塔維斯托克信託基金的高層們提出擔憂。

員工也說，資深經理人員也無法向他們保證這些擔心是毫無根據的。

員工也同樣擔憂不同的受虐經驗可能對某些性別不安的孩子有影響，這是 (兒童) 保護相關的議題。

臨床醫生應該可以向每個 NHS 組織都會有的一名工作人員討論具體的 (兒童保護相關) 憂慮。

在塔維斯托克，這個人員是索尼婭·阿普爾比 (Sonia Appleby)。

但 GIDS 主任波莉·卡邁克爾不鼓勵他們去找她，也不鼓勵將案件轉給社服機構。

一名 2019 年離開 GIDS 的人說：

當員工去找索尼婭時，他們覺得索妮婭很清楚 GIDS 的工作，並且感覺被她支持。

索尼婭在 2019 對信託基金提出法律控告，指責塔維斯托克妨礙她進行工作。

2019 年 2 月，心理治療師馬庫斯·伊凡 (Marcus Evans) 辭職以示抗議 ⁹

顧問心理治療師馬庫斯·伊凡 (Marcus Evans)――他的妻子蘇在數年前 (2005 年) 提出擔憂――他自塔維斯托克理事會辭職，以抗議塔維斯托克對發出警告的醫生們的反應。他指責其管理階層「過度信任」GIDS 的專業知識，他們的專業知識被用於反駁疑問和審查。

他在辭職信中說到：

「作為塔維斯托克信託基金的理事，我親眼目睹了信託基金管理層試圖駁回或破壞貝爾醫生於 2018 年底提交的報告和父母的來信。這包括汙衊貝爾醫生虛構了案例，質疑他的資歷，向某些理事隱瞞他的報告，並阻止他參加討論醫療主任 (辛哈) 對其報告的回應的會議。」

他指責信託基金造成了「恐懼氣氛」並試圖「消除或削弱」擔憂，而其他25名臨床醫生則簽署了一封信，抱怨管理階層的態度。

他說「我認為我們不了解這個複雜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情，至關重要的是需要採取一種從不同角度審視事物的態度。這在當前環境下很困難，因為所需的辯論和討論不斷被關閉，或被直接稱為『恐跨』或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偏見。」

2019 年 7 月 柯斯蒂·恩特維斯托醫生 (Kirsty Entwistle) 的公開信

臨床心理學家恩特維斯托醫生向公眾公開了一封信 ¹⁰，收件者是信託基金的波莉·卡邁克爾，信中講述了她在 GIDS 利茲分部工作時的所見所聞。

她說，醫務人員因為害怕被貼上恐跨的標籤，並沒有研究為什麼青少年可能會而想要變性，並說他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告訴患者青春期阻斷藥物是「完全可逆的」。

2019 年晚些時候，前護士蘇·伊凡和一名 15 歲患者的母親「A 夫人」對塔維斯托克發起了第一次法律訴訟，稱它不應該開青春期阻斷劑給無法知情同意的兒童。

後來另一位患者凱拉·貝爾 (Keira Bell) 成為共同原告。GIDS 在她 16 歲時 (經過 3 個小時的諮詢) 開了這些藥物給她，17 歲時她開始使用睪固酮，然後進行了雙側乳房切除——直到21歲才意識到，事實上，她並不是一個被困在女人體內的男人。

2020 年 9 月 NHS 委託希拉里·卡斯醫生進行「重大外部審查」

2020 年 10 月

護理品質監督機構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CQC) 審核塔維斯托克，於 2021 年發報告 ¹¹

2020/10/14-11/6 到塔維斯托克檢查

2021/1/20 發出報告，結果：不合格。

2020 年 12 月

高等法院裁定 16 歲以下的人不能對治療給予知情同意，對塔維斯托克造成了重大打擊——儘管該決定在 2021 年 9 月的上訴中被推翻。

2020 年 12 月，塔維斯托克發布使用青春阻斷劑的相關研究 ¹²

(高等法庭聽證會中，塔維斯托克稱研究結果還在審查，所以無法提交數據，但在審判結束隔天立刻公布)

此研究自 2011-2014 年招募 44 名 12-15 歲兒童。

其結果：

44 名使用青春阻斷劑的患者有 43 名繼續使用跨性別激素。

已發表的研究表明，使用阻斷劑治療不會改善心理功能。

這不同於荷蘭的研究結果「改善了心理功能」，許多性別診所都以此為基礎進行治療。

初步調查結果表明，在使用阻斷劑一年後，回答「我故意試圖自殘或自殺」這一陳述的人數顯著增加，但在整個研究期間沒有重複。

該研究沒有對照組――未服用青春期阻斷劑的兒童――使研究人員能夠比較結果。

因此，很難推斷因果關係或就這種治療的潛在危害或益處得出結論。

該研究還測量了青春期阻斷藥物對兒童身高和骨密度的影響。

研究人員發現，抑制青春期「會降低依賴青春期激素的生長」。

身高繼續增長，「但比同齡人慢」。

2021 年 9 月

塔維斯托克上訴，高等法院推翻決定，16 歲以下的人可以對(青春期阻斷劑)治療給予知情同意。

2021 年 9 月

另一名吹哨者索尼婭·阿普爾比 (Sonia Appleby) 贏得了針對該診所的就業法庭案件 ¹³。

阿普爾比在 GIDS 工作人員提出擔憂時想履行保護兒童的職責，但信託基金的波莉·卡邁克爾卻試圖阻止她，她後來獲得了 20,000 英鎊賠償。

2022 年 3 月，希拉里·卡斯醫生發表 GIDS 的中期審查報告。

作為衛生部長的薩吉德·賈維德 (Sajid Javid) 也敲響了警鐘。他說，醫務人員恐懼被貼上「恐跨」標籤，造成針對年輕跨性別者醫療的適當辯論或研究的停止。

2022 年 7 月

賈維德在辭職前宣布了一項法律變更，允許調查跨性別患者的 NHS 保密記錄，其中許多人現在已經成年，他們在兒童或青少年時接受了阻斷劑。卡斯醫生進行中的調查將會檢驗這些記錄，讓真相浮出水面，看看有哪些後悔服用阻斷劑，或覺得自己被催促這樣做的人。

青春期阻滯藥物本身也將受到「快速」審查，卡斯醫生警告說，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它們的益處。

這是一種非常禮貌的表達方式。

這些強效藥物可能會危及生育能力，並為接下來的性器官手術開闢了可能性。然而在英國這個國家，他們把藥物給了年僅十歲的兒童。

其他國家已禁止將其用於兒童。瑞典去年減少了 18 歲以下兒童使用阻斷劑，斯德哥爾摩的一位著名兒科醫生表示，他們「化學閹割」兒童，導致心理健康問題。

法國也停止了。其頂尖醫學院將這個青少年、特別是女孩們，狂熱要求用藥的現象歸咎於社交媒體。

在瑞典，一個兒童跨性別治療的先驅療法被捨棄了，這些藥物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一名名叫 Leo 的少年在 11 歲時在卡羅林斯卡大學醫院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 的兒童性別認同服務中接受了青春期阻斷劑，13 名兒童因此遭受了災難性的傷害。

他們的病痛包括肝損傷、無法解釋的體重增加 (約 12.7 公斤)、心理健康問題，而在 Leo 的案例中，骨骼衰弱到像是 70 歲的人，以及未能長到應有的身高。

瑞典衛生負責人表示，現年 20 多歲的凱拉·貝爾備受矚目的案例影響了他們限制使用阻斷劑的決定。

吹哨者們在關閉塔維斯托克診所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受到了網路上的性別批判倡議者們的歡呼。

作家海倫·喬伊斯 (Helen Joyce) 告訴他們：「你們讓這發生了，比任何人都更成功。」

大律師艾莉森·貝利 (Allison Bailey) 在與雇主的就業法庭中贏得了反對「跨性別極端主義」的權利，她感謝「這麼多勇敢的男女」通過發聲幫助阻止了「醫療醜聞」。

凱拉·貝爾說：「我欣喜若狂，這意味著許多孩子將免於走上我走的那條路。這終於發生了。」

「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是兒童，對兒童進行醫學治療，僅根據他們有某種感覺這樣的事。」

每日郵報的記者蘇·里德 (Sue Reid) 認為，這可能成為本世紀最大的醫療醜聞。

她說：在質疑自身性別的兒童的醫療世界中，理智終於開始佔上風。

NHS 唯一的兒童性別認同診所將於明年春天關閉，這是重要且早該採取的一步。糾正本世紀可能是最大的醫療醜聞——常態性的將青春期阻斷藥物用在兒童身上。

為什麼英國花了這麼長時間才採取行動？沒有人知道在英國有幾百名兒童因使用它們而受害。

每日郵報的政策編輯馬丁·貝克福德 (Martin Beckford) 說：

NHS 的公告遵循了皇家兒科和兒童健康學院前院長希拉里·卡斯的建議，關閉了塔維斯托克 GIDS。苦苦掙扎的青少年現在將被送往新的區域中心，並獲得更好的心理健康支持。

此舉受到許多政界人士的歡迎。

前衛生部長傑基·多伊爾-普萊斯 (Jackie Doyle-Price) 說：「終於。塔維斯托克的護理安全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兒童的性別焦慮症治療應該進行探索療法。未經適當同意，不應將其醫療化。」

保守黨首相候選人里希·蘇納克 (Rishi Sunak) 說：「這次審查揭露了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我知道年輕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本能地對這種會改變孩子人生的治療持謹慎態度。」

凱米·巴德諾克 (Kemi Badenoch) 在網上寫道：「我無法充分說明這個決定有多麼深刻。現在我不再是平等事務部長了，我可以說很多話——有人提出證詞說他們的童年被毀了，還有要保護吹哨的臨床醫生免受推特上的倡議者無止盡的騷擾。」

兒科醫生和保守黨議員卡羅琳·約翰遜 (Caroline Johnson) 對 NHS 的變化表示歡迎，她說：「我相當擔心這無法解釋的性別焦慮的少女的人數激增。」

「醫療應始終以證據為基礎。我們沒有很好的證據來證明哪些孩子在成年後會穩定成為跨性別身份，而哪些不會。在我們不確定的時候開始不可逆的治療可能會造成傷害。」

塔維斯托克和波特曼信託基金表示，它為其員工「在艱難的氣氛中不知疲倦地工作並接受嚴格審查」感到自豪。一位發言人補充說：「這套措施代表著在擴大能力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以確保 NHS 能夠為兒童和年輕人提供更及時的護理。」

感想：

建議大家看 BBC 新聞之夜的 12 分鐘影片，光聽那些被唸出來的員工訪談紀錄我就覺得很可怕。

7:07-7:30

「我一直對她說『我們是在傷害孩子們嗎？』她沒有說不是。我一直對她說『我們會被告嗎？』她沒有說不會。她唯一給我的安慰是，她說，被告的不會是我，被告的會是塔維斯托克。」

「她無法對我說『沒事的，我們沒有在傷害孩子們。』」

不過，於此同時，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影片說「蹣跚學步的孩子可以知道他們是跨性別。會有一些跡象，像是拒絕某些髮型或玩異性的玩具。」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Childrens) says that toddlers can know they are transgender. Some signs are refusing a haircut or playing with the opposite gender toys. pic.twitter.com/bEoWt1wI1l

— Libs of TikTok (@libsoftiktok) August 14, 2022

本文原出處：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