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肯認照護」是新的性傾向扭轉治療

作者介紹
Cleckley 是文學碩士，撰文主題包含文學、醫學倫理與人權，目前的研究主題是革命 (例：法國大革命、性革命／性解放)，以及革命之後，眾人沒有意料到的後果。
他的 Substack 部落格： https://substack.com/@donovancleckley

譯者前言

1. 本文聚焦在「性別轉換／性別肯認醫療」對同性戀者的傷害。其中，作者否定生理性別可以透過手術改變，且文中引入部分神學觀點探討身心關係；這些敘述可能引起部分讀者反感，但文中的歷史爬梳、脫跨者的經驗分享依然值得一看。
2. 有鑑於台灣已通過同婚專法、性傾向扭轉治療禁令，當跨運在台崛起時，本文對於回顧同運成果、比較同運與跨運對社會的影響，皆有值得一讀的重要性。

警語：本文多處涉及憂鬱情緒與實行自殺，請自行斟酌是否閱讀。如果您正遭遇極大的困難，請與親友商談或是撥打 1995 專線。

即使是被警察搶劫，即使是被社區的守望者燒了房子，比起「遭到醫生所害而得病」都不算什麼。
──法蘭斯‧鮑爾‧科比 (Frances Power Cobbe) ¹

英國倡議團體「生理性別很重要」(Sex Matters) 近來開始了一場新的倡議活動，呼籲設立「現代版性傾向扭轉治療」禁令。過去，「性傾向扭轉治療」 ² 這個術語指的是某種談話治療──時常是受基督教信仰影響的結果──該療法試圖將個人的性傾向從同性重新導向異性。

新版的「性傾向扭轉治療」則涉及兒少醫療化 ³ ──首先，許多接受這種「治療」的孩童處於自閉症光譜上；再者，兒童的大腦與身體都尚未發育完全，他們沒有能力對這類療程做出知情同意的決定。在大批醫療專家的主導下，這些孩童被迫承受危險又未獲核可的荷爾蒙與手術的醫療干預。如果「生理性別很重要」、塔維斯托克中心 (Tavistock) 的精神科醫師吹哨者大衛‧貝爾 (David Bell) ⁴ 以及記者漢娜‧巴恩斯 (Hannah Barnes) ⁵ 所言屬實，這些孩童接受侵入性治療的動機經常是為了逃避他們的同性戀身分。

跨運團體──當中有許多原先是為同志權益發聲的──卻將「跨性別者的照護」形容成「已有定論的科學」、「拯救人命的關鍵醫療服務」。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CLU) 曾經不斷表示：「跨性別孩子就是孩子。他們應當有機會茁壯成長，以他們真實的自我過生活──就和其他孩子一樣。」這個圈套建議的是，那些不能接受「性別肯認治療」的孩子將會因自殺而亡。不令人意外的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漏掉了另一個自相矛盾的點：作為「性別肯認治療」的一部分，「青春期阻斷劑」反而會使孩童避免成長。

使用了性腺激素釋放素促進劑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GnRH agonists) 的抑制青春期治療，已被發現會對大腦發育造成可見的衝擊 ⁶。這種療法如何影響個人認知能力與行為還是未知數，而且它對生心理與性方面發育的阻礙作用都是不可逆的。孩童顯然無法了解或對這些毀滅性的後遺症做出知情同意的決定，比如終生性功能障礙與不育，可奇怪的是，許多成人似乎迫不及待要讓孩子遭受這些。

的確，孩童值得茁壯成長，但「性別肯認照護」是出於一些意識形態的理由去介入和阻止他們的成長過程。在這種自相矛盾的世界觀下，你「真正的自我」只能透過醫療介入來製造出你渴望的、符合審美標準的結果。「性別肯認照護」將人生必經的青春期汙名化為一種病態，更將健康的性成熟視為需要治療的疾病。這樣的「治療」──更確切的說，這種「錯誤治療／虐待」 ⁷ ──在孩童身上留下一系列深層的健康問題，而這些是不能被表面上的短暫益處所抵銷的。

「性別肯認照護」的支持者往往主張，任何暫緩未成年接受此類「治療」的措施都是違反人權。然而，如果我們了解這種「治療」其實是現代版性傾向扭轉療法，真相就能水落石出：這只是一種最新型的醫療非人化 (medicalized dehumanization) ⁸。用來抑制同性性傾向的醫療干預擁有很長的歷史。精神外科 ⁹、睪丸移植、厭惡療法、電擊療法、還有 (你沒聽錯) 荷爾蒙療法：醫學專家曾經將這些做法都視為「治療」同性戀的有效手段 ¹⁰。

我們不該被新的「肯認」陷阱給誘惑，這些都只是現在的性傾向扭轉治療。當我們回顧這些荷爾蒙和手術治療的歷史，我們就會看見這些做法往往以同志的自我厭惡為食並加劇這種厭惡感。

同性戀作為疾病，「生理性別扭轉」作為解方 ¹¹

讓我們看看喬治／克莉絲汀‧喬根森 (George/Christine Jorgensen，1926-1989) 的案例，這個人讓「變性」(sex change) 這個詞變得「家喻戶曉」。基進女性主義學者希拉‧傑福瑞斯 (Sheila Jeffreys) 引用了性學家雷‧布蘭察德 (Ray Blanchard) 對生理男性的性別不安症的分類，將喬根森分類為「認定自己不能以男性身體去愛男人的男同性戀者」。

然而，許多當代的紀錄往往將喬根森的自我厭惡、對身為同性戀者的恐懼一筆帶過。喬根森在自傳中羅列了他所看見的諸多自身「問題」：

但，那些問題到底是什麼呢？我對自己直截了當地重述了一遍。我在生理和性方面都沒有發育完全。我是個極度陰柔的人，我的情感若非屬於女性，就是屬於同性戀者的。我相信我的想法與反應大多時候是「女性化的」，而不是「男性化的」。但，在那個時候，我完全不知道除了同性戀以外，世界上還有許多由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組合而成的變體與合體。

自年幼開始，喬根森就發現自己不像其它男孩。他不符合傳統的陽剛典範，在性方面對女性也不感興趣，因此，他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與其他男人不同。

為了找到歸屬感，喬根森決定加入美國軍隊。在那裡，他遇到了「同性戀實踐者」，一些被視為「酷兒／怪胎」的男人。他們是喬根森永遠不會允許自己成為的樣子。他寫道：

我不能譴責他們，但我也知道我絕對不能變得像他們一樣。我當時的宗教觀與我不成熟的、擴大的道德觀都與那種事 (身為同性戀者) 水火不容；再者，我已經見識到同性戀身分會為個人帶來社會隔離與排斥，而我已經嘗夠了缺乏歸屬感的滋味，不願再加上這麼一重［負擔］。

喬根森為自我接納而掙扎，而他的「解方」是將自己視作女性：透過不接納以達到「接納」。在 1960 年代，他如此回憶：「我認定自己是女性，這樣一來，我對男人的愛就是正常的了。」

最終，喬根森開始相信自己有某種「腺體」問題，而他可以透過雌激素進行荷爾蒙治療。對於內分泌學家兼性學家哈利‧班傑明 (Harry Benjamin) 而言，這個案例非常方便他進行進一步的研究；這名學者也是《變性人現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於 1966 年出版) 的作者，本書頗有影響力。

逃避同性戀身分

身為一個尋求醫療變性以逃避其性傾向的生理男同志，喬根森並不是個案。相反地，男性相信自己的非典型性別氣質／同性戀身分，是一種應當透過化學／手術閹割來治療的病態，這類狀況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喬根森只是這種模式的代表人物。正如男同作家班‧艾佩爾 (Ben Appel) 的觀察，「喬根森可能會被現代的『LGBTQIA+』社群視為跨性別名人，但喬根森似乎更偏重於逃避自己的同性戀身分。」

人為建構、口徑一致的龐大「LGBTQIA+ 社群」阻止了對這類衝突的進一步探究，若非如此，非典型性別氣質的人們 (尤其是同性戀者) 尋求「生理性別扭轉」的現象其實相當值得分析。藉由教條式的概括「LGBTQIA+ 社群」一詞，許多同志對醫療行為的知情同意被大量地捏造出來，但這些其實就是長年被用來打壓同性性傾向的醫療手段。

「究竟有多少人像我一樣？」2022 年 6 月，里奇‧赫倫 (Ritchie Herron) 如此問道。赫倫是一名生理男性的脫跨者，而他從「生理性別轉換」中復原的故事很能說明，在過度理想化的「性別肯認照護」之中，「生理性別扭轉」是如何作為現代的「性傾向扭轉治療」而存在。雖然赫倫開始荷爾蒙治療時已經二十六歲、進行「陰道成形手術」時已經三十一歲，他脆弱又苦苦掙扎的精神狀況無疑剝奪了他進行知情同意的能力。赫倫告訴我，即使他當時沒有創傷：「針對這類手術的本質，個人能否『知情同意』就是個問題。」當這些手術對健康與福祉的負面影響都是未知數，成人真的有辦法充分地「知情同意」，接受「陰道成形手術」一類的「扭轉手術」(conversion operation) 嗎？

如同多年前的喬根森，赫倫對於身為同性戀一事感到痛苦。赫倫如此回憶：

我選擇轉換性別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想當一個男同性戀者。我告訴我的諮商心理師說，我無法想像身為男人的自己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但我可以想像身為女人的自己和一個男人在一起，然後她說：「對，因為你是個跨性別者」──而不是因為我憎恨身為同志的自己，也不是因為我在北英格蘭的成長歷程與校園生活中不斷為嚴重的恐同症受苦。

赫倫在與性別諮商心理師的晤談過程中，逐漸相信他的痛苦足以證明他是跨性別者，而非同性戀者。根據他的諮商心理師所言，這種［身體與精神的］解離意味著他需要接受荷爾蒙治療與手術干預。這位諮商心理師──也是男同志──甚至將赫倫對性別轉換療程的不安歸因於「內化的恐跨情結」。

當赫倫重讀了他在性別診所的醫療紀錄，他最近說，「我的紀錄上寫滿了『理想申請者』。」現在赫倫回顧起那段過去，他問道，到底是什麼讓他在這些醫學專家眼中看起來「很理想」。赫倫認為，自閉症與同性戀者的身分是讓他特別無法抵抗這類醫療化手段的兩大主因，如今這種顯而易見的模式在後悔進行性別轉換的案例中越來越常見。雖然赫倫似乎是個「理想」的治療對象，但他顯然不是「真正的跨性別者」。當然，沒有人真的「出生在錯誤的身體中」，而且，和常見的教條相反，科學比起重置／改變人體的性別，更多只是傷害人體 ¹²。

在赫倫與我的對話中，他提醒人們應當注意強迫症、強迫性思考與自閉症的重要性。不確定性、寂寞與孤立感促使年輕人為逃避自我而尋找能夠躲藏的網路空間。應當要有更多專家研究不同程度的性創傷，包括那些暴露在色情影片之中的孩童，而非將之推斷為理論上的與生俱來與內在固有的性偏離症。

距離喬根森淪為不道德的醫療從業者的獵物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但這種模式仍然沒有間斷。在那些相信自己當「異性戀女性」會過得更好的男同志個案中，同性戀者的自我憎恨依然沒有得到探究。這種想法一來是對男同志的詆毀，使得他們將偽裝視作圓滿，二來也是對女性的貶抑，因為「女性身分」(womanhood) 在這個語境下被誤解為一種商品，而男性被誤導自己可以透過購買、消費「女性身分」來達成自我實現。最終，這些男人為了拒絕自己自然的性傾向，使自己的男性身體遭受了醫療暴力。

現代版「性傾向扭轉治療」依然茁壯，而傳統的同志權益團體從推廣「性別肯認照護」中受益太多，他們已經不願質疑「生理性別扭轉」的倫理問題。

那段避而不談的荷爾蒙治療史

當今人們不加思索地接受荷爾蒙治療，是那段遭到刻意隱瞞的荷爾蒙治療史造成的。迄今為止，歷史學家 鮑伯‧奧斯特塔格 (Bob Ostertag) 所著、2016 年出版的《性、科學與自我：一部有關雌激素、睪固酮與身分的社會史》(Sex Science Self：A Social History of Estrogen)，是一部絕無僅有的著作，因為它記錄了一些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史實，包括雌激素曾經被用來「治療」同性戀者。

二十世紀初，醫生會強迫男同志接受荷爾蒙治療，因為他們的理論認為同性戀的成因是睪固酮低下 (testosterone deficiency)。一個明顯的問題出現了：睪固酮事實上放大而非抑制這些男同性戀者的性欲。當這種醫療干預沒能「矯正」他們的性傾向，這些醫生轉而使用雌激素。奧斯特塔格寫道：

顯然，醫生根本不想增強男同志的性欲，因此這整套治療典範就被粗暴地顛倒過來了。1940 年代後期，那些 (通常是被警察逮捕的) 男同志被施以雌激素而非睪固酮「治療」，這種做法的理論基礎是：既然睪固酮似乎刺激了他們對同性的慾望，雌激素或許能抑制之。在一段已十分奇怪的歷史中，這個尤其荒誕的章節看起來更突出了，因為當時許多研究者認為暴露在過多雌激素之中是男同性戀的成因，可這時雌激素竟然成了男同性戀的成因和解藥。

在同性戀被定義為「嚴重猥褻」、必須接受「化學閹割」的年代，現代電腦科學之父、在二戰時破解納粹密碼的艾倫‧圖靈 (Alan Turing) 也是數千個遭罪案例的其中之一。圖靈在 1952 年遭到判刑，據奧斯特塔格所言，圖靈的「化學酷刑」包括被迫服用一種名叫己烯雌酚的合成雌激素藥物。這種藥物導致圖靈性無能、乳房發育與憂鬱症，他最終更因為隨之而來的身心狀況惡化而實行自殺。

從這件事的本質來說，圖靈因為醫生協助的內分泌失調與當時國家強加的刑罰，而平白受苦受難。有趣的是，理察‧格林 (Richard Green) 與約翰‧曼尼 (John Money) 在 1969 年出版的《變性慾與生理性別重置》(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 一書中表示，圖靈曾被迫服用的那種藥物，已被用於那些想變成女人的男人的「女性化荷爾蒙療法」。

奧斯特塔格在書中也提及，荷爾蒙治療史的黑暗應該使我們現代人對這種「治療」更有警覺心：

歷史也可以教會我們在醫療實踐中必須抱持著謙卑的智慧。一旦我們反思這段歷史，談到以睪固酮與雌激素為主的醫療行為的大起大落，不論如何至少會思及當今的醫療行為與理論都有可能在未來被證實是一時的風潮。雌激素與睪固酮帶來的慘劇是獨一無二的：在醫藥的所有領域中，這兩者在治療史上比起其他藥物擁有更多自相矛盾與悲劇性的錯誤。

長話短說，荷爾蒙治療長年遭到誤用，而這個代價是由弱勢群體所付出的。里奇‧赫倫的疑問是正確的：究竟還有多少人和他一樣，因為不同形式的自我否定，所以相信他們自己是異性並為之苦苦掙扎？這些患者太容易信任不道德的醫學專業人士，以至於無法捍衛自己的最佳利益。

科學作為迷信

與現代性 ¹³ 相伴而來的，是主導社會的力量大舉從宗教轉向科學。在二十世紀，對同性戀的醫療化取代了視自身肉體為罪惡的宗教懲罰。曾經，內心備受煎熬的男女同志會向神父求助，而在現代同一批人會去找醫師看診。同性戀身分被有效地從原罪轉換到疾病，於是一些受苦的人便將「生理性別扭轉」視為他們的解藥。

即使如今，我們並不像我們自己所想像的那麼理性，如同神學家兼作家 G.K. 柴斯特頓 (G.K. Chesterton) 的觀察：「我們生活的時代比一個迷信的時代更誇張──這是一個充滿無數迷信的時代。」他的論點是，假使世界上不存在宗教，個人便會從任何事物中另尋信念。或許，這麼多無神論者會淪為「生錯身體」這類神奇思維之下的跨運口號的獵物，便是因為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其實渴望著迷信。由於他們缺乏一個超越性的道德框架，他們會願意相信隨之而來的任何事物，好來填補那個信仰的空洞。

現代人非常害怕道德，但科學的自相矛盾的教條主義與過於簡化的陳腔濫調，並不能給予我們真正的替代品，它無法讓我們理性又負責地參與生活中的一切。科學的基要主義 ¹⁴ 和宗教的基要主義同樣危險，還有可能更甚，因為我們不一定認得出這一種新的暴政。

到了二十一世紀，醫療化的暴政已然擴張。它不只忽略了「首先，不造成傷害」(first, do no harm) 的醫療原則，也將藥物的作用從「救人的藝術」扭曲為「傷人的技巧」。從肉體中挖掘而出的「肯認真實自我」的語言，實則掩藏了尤為致命的自我否定 (self-abnegation) ¹⁵。

女性主義神學家艾比蓋兒‧法瓦萊 (Abigail Favale) 於 2022 年出版的《性別認同創世紀》(The Genesis of Gender) 一書中，當中如此分析：所謂的「性別肯認照護」就像一門跨性別人類學，在更多層面上都否定了「身體就是精神」 ¹⁶ 的方式。她主張，跨性別認同表現出了「對圓滿的渴望」，雖然這種渴望是好的，但不該透過「對身體的暴力」來實現：

「肯認模式」不能帶來真正的自我接納，除非身體不再被認為身體是個人自我的一部分。為了維持虛幻的「異性認同」而選擇必須持續一生的醫療，並不是「成為你真正的自己」。肯認模式就是將自我否定偽裝成自我接納，因為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自己，所以真正得到「肯認」的終究是病患的自我憎恨。

那些倡議要讓年輕人與孩童進行社會和醫療性別轉換的人們，以極其嚴重的方式失敗了。他們太迷戀站在「歷史上正確的那一邊」的想法，以致完全逃避了道德面的考量。這種迷戀也消除了他們的洞察力。儘管他們反對理論上的偏執觀點，但他們卻在實踐面上成為最偏執的一群人。

未來，現在的「進步教」神父或許會發現，正是最後的他們背叛了自己絕望緊抱的信念。